TRANG HÁN TẠNG

 ĐẠI CHÁNH TÂN TU ĐẠI TẠNG KINH

 NI GIỚI KHẤT SĨ

无上甚深微妙法,百千万劫难遭遇,我今见闻得受持,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 

 

中 阿 含 经


总 序

一、《四阿含》的结集
 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道,说法四十九年,最后在拘尸那城郊外的娑罗双树下入涅槃。佛入灭后,弟子们觉得导师已去,茫然无归。当时十大弟子之一的大迦叶正在叶波国坐禅,他回来主持丧礼,默自思惟:应结集法藏,使佛法住世,利益众生。于是请阿世王为施主,在王舍城外灵鹫山五峰之最高者毗婆罗山侧的毕波罗窟(又名七叶岩),从6月27日开始结集。参加者为已证阿罗汉果的五百比丘,以迦叶为上首,先命持戒第一的优婆离结集律藏,所集者即现在的《八十诵律》。次命多闻第一的阿难结集经藏,所集者即是《四阿含》。
  阿难是佛的徒弟,做佛的侍者二十五年,佛称其多闻第一。结集的程序极其复杂,先由阿难诵出一经,大迦叶提出质询,阿难答出说时、说处、因缘、对机、说法、领解,再由大众合诵,确认准确无误后,才完成一部经的结集。如是次第再诵第二部经。这次结集是佛涅槃后第一次结集。
  阿含是梵文Agāma的音译,也译作阿、阿伽摩、阿笈摩,意译法归、无比法、教传,意思是传承的教说,或结集教说的经典。释僧肇《长阿含经序》说:“阿含,秦言法归。法归者,盖是万善之渊府,总持之林苑……譬彼巨海,百川所归, 故以法归为名。”《善见律毗婆沙》卷一说:“容受聚集,义名阿含。”《瑜伽师地论》卷八十五说:“师弟展转传来于今,由此道理,是故说名阿笈摩。”唐释吉藏《法华论疏》说“阿含”名通大小,《四阿含》为小,《涅槃经》等大乘经称“方等阿含”。后来阿含专指小乘,在大藏经中属于小乘部。
二、《四阿含》的传授
《四阿含》结集之后,文字内容得到统一,但仍以师弟口传的形式流传,并没有记载下来。由于专恃谙诵不著竹帛之故,所传意义难免展转变迁。《付法藏因缘传》卷二记载一个故事:阿难有一天到一个竹林,听到一个比丘诵《法句偈》:“若人生百岁,不见水老鹤,不如生一日,而得睹见之。”阿难告诉他:“这不是佛语,原文应该是‘若人生百岁,不解生灭法,不如生一日,而得了解之。’”比丘因语音相近,将“生灭法”念成了“水老鹤”,意义全乖。阿难纠正他后,他回去将此事告诉他的师父。师父说:“阿难老朽,言多错谬,不可信矣。汝今但当如前而诵。”佛涅槃还没多久,佛经竟然错到这种程度,以阿难这么大的权威竟然纠正不过来,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不仅如此,因为在七叶窟内结集佛经的只有五百上座比丘,当时还有一千多比丘欲参加会议,遭到迦叶的拒绝。富兰那长老、跋波等南方来的比丘未被邀请入窟。他们也曾从佛亲闻佛法,于是以跋波为上首,在叶窟外结集佛经,称为“窟外结集”。他们被后世称为“大众部”,结集的也是小乘经典。
另外,传说在第一次结集中,阿难因没有离欲,受到迦叶指责,不准参预结集。阿难负气出走,与文殊师利、弥勒等菩萨在铁围山结集,由阿难诵出大乘经、律、论。小乘佛教认为这些大乘经典非佛所说,不予承认。也有传说阿难出走之后一夜之间证阿罗汉果,被允许入七叶窟结集佛经。
佛涅槃后100年,因东方僧伽所行十条规则,有人认为非法非律,乃由西方僧伽长老耶舍比丘领导,在吠舍离,重新结集一次。会众有七百人,经八个月之久,将正统派的经藏、戒律重新诵读,规定十条规则不合法,并将之增补进律文。此为第二次结集,也称“毗舍离结集”。
佛涅槃后235年,有六万比丘感到佛典混乱。在阿育王的支持下,选出精通经、律、论三藏的一千人,以国师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,在汲吒利弗城(即华氏城),诵出三藏,整理正法,使三藏纯洁,并淘汰魔僧。有人说诵出《四阿含》,使之最后定型。这是第三次结集,也称“华氏城结集”。
佛灭后四五百年间,印度佛教四分五裂,不断分化,最后形成二十派。他们都尊奉《四阿含》,而各派的阿含又各不相同,各具特色。《顺正理论》卷一说:“虽有众经,诸众同诵,然其名句,互有差别。”并且各派又有所侧重,如大众部重视《增壹阿含》,根本有部重视《杂阿含》。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之后,《四阿含》才逐渐被书写成文。到公元七世纪时,还存在上座部、大众部、正量部、化地部、饮光部、法藏部、有部的七种不同梵文本。而口头传承佛经的传统仍长久地保留着,例如到中国传教的一些印度、西域僧人仍能整部地诵读经律,然后由人写成梵文,再译成汉文。
三、《四阿含》的翻译
最早在我国流传的《四阿含》只是单品小经。东汉末年的安世高、三国时吴国的支谦、西晋时的竺法护、法炬、东晋时的昙无兰等人都翻译过单行本的《四阿含》,至今还收录在大藏经中。由于《四阿含》的丛书性质,各经独立成篇,不以割裂为病。至东晋初年,这种单行本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,全译《四阿含》的要求应运而起。此后六十年间,《四阿含》陆续译出。
《中阿含经》翻译最早,前秦建元二十年(384),在道安主持下,由兜勒(吐火罗)沙门昙摩难提诵出,竺佛念译成汉文,慧嵩笔受,五十九卷。译经时正值鲜卑人慕容冲攻占前秦王符坚的阿房城,进逼长安。在戎马之中进行翻译,又因译者汉语还不熟练,译文质量不高,次年道安去世,没来得及整理,因而这个译本流传不广,不久就佚失了。后来东晋隆安二年(398)又重译,由宾沙门僧伽罗叉诵出,僧伽提婆译为汉语,沙门道慈笔受,六十卷。此经是应东晋尚书令卫将军东亭侯王之请而译。他为他们建立精舍,提供一切所需。另据《高僧传·慧持传》记载:“时有西域沙门僧伽罗叉,善诵‘四含’,(王)请出《中阿含经》,(慧)持乃校阅文言,搜括详定。”道慈《中阿含经序》说新旧译文“大不相同”,在他笔录的过程中尽管采用了旧译本的译文,但仍使用了一些新的译法。他还校注新旧译文,录为一卷,附在目录之后,今已佚失。
《增壹阿含经》也是在道安主持下翻译的。前秦建元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由兜勒僧昙摩难提诵出,竺佛念翻译,昙嵩笔受,共四十一卷。分上下两部。上部二十六卷,全无遗失,下部十五卷,失掉每品或每大段末尾原有的摄颂末译,由道安与法和加以补订。此经也是在围城之中仓卒杀青,译文未善。后于东晋隆安元年(397年)宾沙门僧伽提婆略加修改,道祖笔受,卷数改为五十一卷。而《出三藏记集》及《高僧传·僧伽提婆传》皆未言僧伽提婆译《增壹阿含经》事,某些大藏经也标明昙摩难提译。
《长阿含经》于后秦弘始十四年至十五年(412~413)宾沙门佛陀耶舍诵出,凉州沙门竺佛念译为汉文,道含笔受,译于长安,二十二卷。
《杂阿含经》最后译出。南朝宋元嘉年间(435~453),中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罗口宣梵本,宝云传译,慧观笔受,译于建康,五十卷。与众不同的是,此经不是靠背诵,而是有梵文底本。《佛国记》记载,东晋释法显西行求法,在师子国(今斯里兰卡)得到《弥沙塞律》,及《长阿含》、《杂阿含》、《杂藏》的梵文,使此次翻译有文可据。但传写时似乎未得到很好的整理,因而现存本子卷次不顺,并佚去两卷,误以求那跋陀罗所译的《无忧王经》编入。
四、《四阿含》的特点与价值
读过《四阿含》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:重复。每说一义,都从不同的方面反复诠释,问答时彼此互牒前言,因此十几句话就能说明的问题,往往长达三、四千字。此其特点之一。
第二、译文拙涩。《增壹阿含》、《中阿含》在戎马之中仓卒译成,未暇润色。后虽重译,初译本的影响犹在。《长阿含》、《杂阿含》虽晚出,但当时译人的水平素养终究比不上后来的鸠摩罗什、玄奘等大翻译家。其所用术语,由于后来废弃不用,读来更觉生涩。
第三、《四阿含》多数篇幅短小,即使长者,与大部头的大乘佛经相比,仍是短篇。说理朴实,文学性的铺排渲染较少,最大程度上保存了佛语。
我国自隋唐之后,学佛者耻谈小乘,认为《四阿含》是佛对机浅的人说的法,不屑于阅读,“阿含”被束之高阁。这实在是一种盲目自高自大的心理。无论是研究佛学还是修证佛法,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没有小乘佛教的基础,妄希大乘,实际上是越级逾等,好比上楼者不上第一层就上第二层一样。真要脚踏实地地学习,当从《四阿含》开始。
首先,《四阿含》是一种言行录的体裁,以对话的形式记载了现实中的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的活动,尽管有少量超人的成份。欲体验释尊现实的人格,除读《四阿含》外,别无他途。
第二、佛教的基本教理,如四圣谛、十二因缘、五蕴论、四念处、八正道、轮回观等,在《四阿含》都中有生动详细的说明。如果不对此有准确的理解,读大乘经论便不知所云。
第三、《四阿含》涉及到印度的社会风俗、政治经济、宗教哲学等各个方面。在印度历史文献极其缺乏的情况下,《四阿含》的文献价值更加珍贵。它对四姓制度的记载、对种种祭祀法的记述、对尼乾子等哲学流派观点的转载,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古印度的社会历史风貌。
第四、《四阿含》完整地记载了释迦牟尼破斥各种学派的过程,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释尊所处的环境、其应机宣化的苦心,还可以学习其思考问题的方法、其独特的辩论术、其卓越的智慧,从而启迪我们的人生。
无论从哪一方面看,《四阿含》都是一个文化宝藏,值得我们去挖掘、研究。



 

愿以此功德,普及於一切,我等与众生,皆共成佛道。

   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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